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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善达委员建议:制定居民收入增长规划

中国政协网    www.cppcc.gov.cn    日期:2010-05-07    来源:中国经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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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经济结构问题在于居民消费不足,这是由市场经济内在规律导致的,需政府定长期规划加以扭转。

  ●居民消费率下降和经济周期无关。居民消费的下降跟近十几年的经济周期无关,经济热的时候,居民消费率下降,经济冷的时候,居民消费率还下降。再用多少紧缩和扩张政策都不能解决居民消费率下降的问题。因此,作为政府在制定宏观经济政策和战略的时候,有一部分肯定是反周期调节的,但是还应该有一些跟经济周期无关的、长期实行的经济战略。

  ●中国的产能已经大于了需求,解决问题的一个办法就是扩大产能的输出量。输出的产能越多,就能给国内调整结构准备出更长的时间和更多的资源,使得这个调整能够比较平缓、比较顺畅地进行。否则如果想在很短的时间内做一个剧烈调整,必然会给整个经济造成很大的不稳定。

  ●借钱给发展中国家搞基础设施建设,同时要求这些国家用中国借给他们的钱来买中国的产能,从而把中国企业的产能输出去。

  ●在第三产业领域,我们实行的营业税仍然是重复征税,仍然是出口不退税。而且因为有营业税和增值税,这两个税制之间还存在着重复征税。这样的营业税制度就造成了现在第三产业的发展不理想的情况。


  “财税制度改革这一步假如某一天要迈出去的话,中国整个的局面就会大变。就像我们花了十几年,从一个普通的国家变成一个全世界的制造业大国,出口量超过德国变成世界第一。如果我们的服务领域再能有一个好的制度环境的话,中国的整体经济实力又将是今天难以想象的。”

  50人论坛学术委员会成员、全国政协委员、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许善达发表题为“经济战略转型:调整三大结构”的主题演讲。他表示,中国的经济结构问题在于居民消费不足,这是由市场经济内在规律导致的,需要政府制定长期规划加以扭转。短期来看,则要通过扩大产能的对外输出,达到暂时性的均衡。

  跳出反周期视野 调整消费投资结构

  首先,人们的收入总是分成两部分,一部分要消费,一部分要储蓄和投资。如果考虑一个封闭型的经济,不考虑对外贸易、对外投资,那经济就只有消费和投资。消费就是需求,投资之后形成产能就是供给,如果不考虑其他的影响因素,一个基本的公式就是供给要等于需求,这样社会经济就是平衡的。所谓的供给应该从投资中来,所以供给应该是投资的函数,需求是从消费中来,所以需求是消费的函数。而且,这两个函数应该都是正相关的,也就是说,消费的钱越多产生的需求越多,投资越大产生的供给越大。

  在此基础上,再考虑边际消费倾向递减。应用这个理论可以发现,收入水平越低用于消费的比例越高,收入水平越高用于投资的比例越高。如果前者大于后者,说明社会收入差距过大,消费不足;如果前者小于后者,说明消费过多供给相对不足;如果让两者相等,则说明社会的收入差距刚好可以让生产的产品满足需求。

近几百年来经济学界一直在争论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到底是公平第一还是效率第一。这二者有没有均衡点?许善达认为,如果上面的公式成立的话,基尼系数就存在一个公平和效率的均衡点。他说,在改革初期,小平同志讲,让一小部分人先富起来,这是针对当时的分配过于平均、没有效率提出来的。他后来又讲,当财富增加了以后,社会发展、经济发展了以后,我们最后要实现共同富裕。我认为他说的共同富裕指的就是要控制收入差距,使公平与效率能够平衡。而现在中国的情况就是效率比较高,公平不够,所以出现了产能过剩的问题。

  其次,产能过剩反映在收入差距上,就是收入差距太大了,因此消费需求不足。深入一步,市场经济和收入差距扩大有没有内在的联系?是因为市场经济本身就具有这样一种特征、规律呢?马克思的《资本论》讲的是对自由资本主义的分析,他分析的结论是那个时候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一定会导致收入差距过大。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阶段,那么这个结论还成立不成立?那么,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不是也存在这样的趋势?

  先说资本主义高级阶段。美国商业周刊刊登的数据显示,1979年到2007年的28年间,美国非管理人员,就是蓝领工人的平均小工资仅上升了0.1%。然而,美国的劳动生产率仅在本世纪初就上升了11%。这两个数据说明,在美国这样一个已经很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不同人群的收入差距仍然在拉大。

  再看我国的情况。虽然关于中国收入差距的情况官方没有做过统计分析,但是有不同的学者做过很多的研究。虽然数字结论不完全一样,但趋势是一样的,就是收入差距在拉大。

  因此,许善达提出一个判断:居民消费率下降和经济周期无关。数据显示,我国居民消费率近十几年持续下降。最终消费包括政府消费、企业消费和居民消费。在中国现在整个消费增长里面,政府和企业消费增长的并不慢,只有居民的消费一直在下降。一般来说,宏观调控指的是反周期调节,就是要降低经济波动的波幅,延长它的周期,使得经济运行更加稳定。然而通过观察可以发现,居民消费的下降跟近十几年的经济周期无关,经济热的时候,居民消费率下降,经济冷的时候,居民消费率还下降。这给我们两个思考,一个是怎么认识这个问题,是不是市场经济本身的规律;第二个是,从工作角度讲,要想解决居民消费率下降的问题,靠宏观调控,靠反周期调节是解决不了的。

  我们现在通常讲的政策,或者叫积极的,或者叫稳健的,或者叫紧缩的,基本上讲的都是反周期的,属于一种反周期调节。经济低潮的时候,就要扩张,货币政策适度宽松;当经济热的时候,就紧缩。但是如果说居民消费率下降跟这个周期无关的话,再用多少紧缩和扩张政策都不能解决居民消费率下降的问题。因此,作为政府在制定宏观经济政策和战略的时候,有一部分肯定是反周期调节的,但是还应该有一些跟经济周期无关的、长期实行的经济战略。只有这样一种措施,才能解决这种和经济周期无关的问题。

  根据这样的结论,许善达建议,政府应该搞一个居民收入增长的规划。这个规划要搞一段时间,比如说5年或者是10年,并且不能仅仅局限在反周期的政策思路中。要超越这个视野来研究中国收入差距拉大的原因,以及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必须要设计出一套跳出反周期调节的宏观调控的战略,然后包含着若干措施,这样才能够起到提高居民消费率、进而恢复经济均衡的作用。之前中国政府应对金融危机,等于是在一定程度上,牺牲了结构调整的目标,推迟了结构调整的时间,用以保持总需求的增长,使得经济很快从金融危机中复苏。但是,不能永远围绕金融危机来处理问题,还是应该有一个长期的提高居民消费率的战略。

  借钱给发展中国家输出产能

  关于外需和内需的关系。许善达说,产能包含两部分,在所有的投资里,最后会形成一部分产能要输到境外去。中国是贸易顺差,总体上讲,是产能对外输出。实际上对国内来说,只要多出的部分产能能够形成出口,留在国内的产能和国内的需求就能够相等,达到均衡点。换种说法就是,如果能保证多余的产能出口,出口的比重越高,国内经济就越能接近于均衡。这比调整国内经济结构要简单得多。对整个经济的调,一定是个相对长的过程,不可能一步到位,需要搞5年到10年的规划,而且可能不只一个而是两到三个,要花10年,20年,甚至是30年来实现这样的均衡。但是在这段时间内,中国的产能已经大于了需求,而且居民消费下降的趋势在持续,解决问题的一个办法就是扩大产能的输出量。输出的产能越多,就能给国内调整结构准备出更长的时间和更多的资源,使得这个调整能够比较平缓、比较顺畅地进行。否则如果想在很短的时间内做一个剧烈调整,必然会给整个经济造成很大的不稳定。

  如何产能输出?许善达说,金融危机之后,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的资金数量减少了25%。发展中国家本身发展是需要资金的,而且需求量还要增长。现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是极缺资金的。他们需要更多的钱开发潜在的资源。与此同时,中国的资金是过剩的,无论是外汇储备还是国内资金。

    外汇储备2万多亿美元没处花,人民币也过剩。许善达说,央行在金融危机之后,两次提高了法定的存款准备金率1个点,吸收控制了6000亿人民币。但是准备金率提上去,对很多资金的影响并不明显,为什么?因为在央行提高法定准备金率的时候,中国很多的商业银行,超额准备金率已经超过了3%。换句话说,就是商业银行拿着人民币没地方用,存在央行里。结果到央行提高法定准备金率的时候,商业银行只是把超额准备金率划出一个点到法定准备金账户上去,没有实质性变化。

  商业银行的存款去年是9万多亿元,只贷出5万多亿。在中国,贷存比的控制指标是75%。就是存1块只能贷7毛5。但是发达国家是百分之百,吸收1块钱存款可以贷出1块钱。然而即使中国商业银行的贷款比例低于发达国家25%,仍然贷不出去。

  许善达建议,中国拿出5000亿美元搞一个共享发展计划,借钱给发展中国家搞基础设施建设,同时要求这些国家用中国借给他们的钱来买中国的产能,从而把中国企业的产能输出去。中国政府虽然没有明确做这样的规划,也已经在做一些准备工作。他说,央行从去年三季度开始,向急需外汇用于对外贷款的商业银行施以援手。相比较其他公开市场工具,央行这样做一箭双雕。既能够调节外汇头寸,又能够回收人民币流动性。有一个数字,截止2009年11月末,商业银行金融机构外汇贷款3762亿,同比增长51%。而11月末,外汇各项存款余额2049亿,同比增长5%。换句话说,有1700亿的金融机构的外汇贷款不是靠存款支持,而是靠央行支持。这1700亿美元相当于回收了10000亿人民币的流动性,而两次提高1个点的准备金率只控制了6000亿人民币。

  今年政协会上,人们很关注通胀预期。一般来说,央行调控物价的手段,一个是数量控制,一个是利率控制。在现在的情况下,用利率控制手段风险极大。因为虽然利率是由各国的央行定的,但是全世界资金的流动性非常强。如果你的利率提高到一定的水平,跟其它国家的利率相比出现了一定的利差,那么提高利率来控制国内流动性的目标,就会因为大量热钱涌入而使效果下降。因为中国的结汇制度,只要是外汇进来,央行必须拿人民币买,就要释放人民币,产生进一步释放人民币流动性的结果。

  控制货币数量还可以用央票。这个办法控制的效果是可以的,发行多少央票就回收多少人民币,央行承担利息。但是这种控制的结果,对于资金的使用效率是没有任何帮助的,只是解决一个流动性过剩的问题。但是如果采用借钱的办法,就可以以资金做先导,用资金输出带动产能输出。这样,第一能够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第二能够带动产能输出,使得我们很多企业能把它的产品卖到境外去,第三能够回收人民币的流动性。

  改革财税制度 调整三大产业结构

  关于国内三大产业调整结构的问题,许善达重点谈了现行财税制度的阻碍作用。他说,从税收上来讲,1994年改革所遗留的最大问题就是营业税的问题。1994年改革的时候,由于种种原因,决定在商品领域全面推行增值税,服务领域全面保留营业税。增值税改革解决了过去产品税的弊端:第一重复征税,第二出口不退税。但是现在看,从1994年到现在已经16年了,在第三产业领域,我们实行的营业税仍然是重复征税,仍然是出口不退税。而且因为有营业税和增值税,这两个税制之间还存在着重复征税。这样的营业税制度就造成了现在第三产业的发展不理想的情况。

  这个税制的影响有多大?许善达说,你可以想象一下,假如今天我们把增值税取消了换成产品税,然后重复征税,出口也不给你退税了,中国能不能成为一个制造业大国。不要说重复征税的问题怎么解决,光把出口退税降低几个点,看看出口会是什么局面?但是当前中国的服务业就是出口不退税,带着税出口,一道一道还要重复征税。这样的制度制约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对于增就业、增加收入都有很大的负面作用。

  他介绍说,地方上最近一段时间也进行了不少探索,有一点突破。其中有一个进步,就是一些城市搞的信息化服务,实行了免税政策。南京是全国这种服务做得最好的地方。但是这个突破的范围太小,领域太窄,绝大部分的服务业仍然还是处在一种重复征税和出口不退税、不免税的状态,所以在世界市场上就没有竞争力“如果我们不下决心改掉这个税种的话,我们国家这个产业结构调整的目标是实现不了的。”

  不过许善达说,虽然税款占的份额并不大,但是要改这方面的税制难度非常大,可以说是把1994年改过的税制再改一遍。而且还需要领导人的决策。

  但是他表示:“这一步假如某一天要迈出去的话,中国整个的局面就会大变。就像我们花了十几年,从一个普通的国家变成一个全世界的制造业大国,出口量超过德国变成世界第一。如果我们的服务领域再能有一个好的制度环境的话,中国的整体经济实力又将是今天难以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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