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扩大居民消费需求”置于结构调整的首要位置。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大背景下，去年以来，中央采取了一揽子扩内需政策，居民消费特别是农村消费呈现“爆发式”增长，为GDP增长作出了可喜的贡献。当下，农村消费市场还有多大空间？如何进一步扩大农村消费？

　　农村消费市场潜力巨大

　　记者：这场国际金融危机，表面上是对经济增长速度的冲击，实质上则是对经济发展方式的冲击。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要求我们紧紧抓住国际经济结构调整提供的难得机遇，增强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是这样吗？

　　贾康：是的。反思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带来的困难和痛苦调整，从目前国际经济形势和我国长期发展的角度考虑，保持可持续的稳定的经济增长必须依靠国内巨大的消费市场拉动，特别是应着力扩大以消费需求为主的内需。靠投资，有必要，但可持续性不足，只有更多地靠居民消费特别是农村消费，才具有持续性。农村市场广阔，潜力巨大，启动农村消费，对保持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十分必要，同时对提高农民生活水平，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也意义重大。我们必须抓住这次经济结构调整中的机遇，力求逐步形成主要依靠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拉动经济增长的格局，启动农村消费市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我国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记者：既然扩大农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明显，请介绍一下目前农村消费市场的状况。

　　贾康：近年来，国家通过实施“万村千乡市场工程”、“双百市场工程”、“农村商务信息服务体系建设”和“家电下乡”、“汽车摩托车下乡”等，使一大批城市商业企业通过连锁经营、物流配送、电子商务等形式向农村延伸网点，把质优价廉的商品送下乡，推动农村商品市场体系建设，繁荣农村市场，扩大农村消费，推动农村经济发展，有效解决农民群众“买难”和“卖难”问题，得到了广大农民群众的拥护和欢迎。特别是近年来，在日用消费品和农产品流通服务中，农民个体工商户、个体运销户、经纪人、各类农民合作组织、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已成为农村市场的主力军，对活跃农村商品市场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所有这些，都为扩大农村消费提供了便利条件，为改善农民消费环境提供了保障。在看到我国农村消费增势喜人的同时，对农村消费的后续乏力也不容忽视。从去年前三个季度的情况看，农村消费快于城市的幅度已呈递减趋势。

　　农民消费受“后顾之忧”制约

　　记者：振兴农村消费市场喊了很多年，为什么收效不明显？
贾康：真正启动7亿农民的消费需求，一个重大问题是需要从根本上解决农民的医保、最低生活保障、养老、九年义务教育等关系农民切身利益的相关问题，解除农民后顾之忧，增强消费信心。农民的消费信心直接决定着他们的消费倾向。过去，我国在农村医疗、教育和社会保障等方面存在发展滞后问题。因此，要进一步增加对农村的公共投入，建立和完善农村的公共医疗、义务教育体系和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农村居民基本生活最低保障制度，切实解决农村教育、交通、卫生、养老等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让农民不用担心小孩上不起学、有病无处医、无人养老等问题。只有解除农民的后顾之忧，农民的消费信心才会增强，农村地区的消费能力才能得到很大的释放。

　　当然，中国农村居民的消费潜力需要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中不断开掘，“振兴农村市场”与此有密切关系。近年振兴农村市场收效不够明显，主要是受现阶段农民收入增长方面和解除农村居民养老保障等“后顾之忧”方面的现实因素的制约，同时也与新农村建设深化程度和相关政策激励力度还不足有关，所以，在现实生活中不可能一蹴而就，但应当积极谋划和努力推进。这个问题说到底，是中国解决“三农”问题、弥合“二元经济”这一走向现代化的历史过程的组成部分，只是在近两年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下，扩大内需、促进消费的客观要求更为凸显，挖掘占全国人口一多半的农村居民的消费潜力，也就更具有迫切性，从而使人们对之更为关注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新农村建设的推进和政策与制度的改善，我国农村市场会越来越繁荣。

　　当务之急是让农民增强购买力

　　记者：让农民有钱消费是前提。在新一轮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调整中，应如何更好促进农民增收？

　　贾康：“农民不富、中国不富”，在扩大内需的全局战略架构中，巨大的中国农村市场是不可忽视的。金融危机加重了农民群体对于金钱和价格等阈限（临界值）的敏感性，收入不稳容易导致消费信心越发低迷。农民手里没有钱，则讨论扩大农村的消费市场就是无水之源，所以在农村要刺激消费，必须通过多种渠道增加农民收入，提高购买力，增强消费信心。其次要降低农民对未来收入波动的风险知觉，提升收入预期。所以，在新一轮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调整中，除继续鼓励农民通过发展生产和多种经营来增加收入之外，还应考虑如下几个政策要点：

　　第一，进一步提升对于种粮农民实行财政对粮食种植“直补”和农业生产资料“综合直补”的力度，鼓励农民多种粮、种好粮、增加收入，进而提升消费实力。另外，为农民外出务工创造更多机会，使广大农民的收入和消费能力得以继续提高。

　　第二，探索在农副产品价格波动中更好发挥市场基础机制和政府干预综合作用使农民得实惠的新机制。比如，财政部门针对猪肉市场价格波动的调控措施，十分有必要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探讨不再补贴生产环节而是直补城乡低保人群的新机制以及实行逆市场周期的库存吞吐“平准”方案，这样当猪肉价格上扬时，财政的钱是补在低收入阶层低保标准提高这一环节上，可以在使这些社会成员基本生活水平不下降而维护社会安定的同时，让养猪的农民通过猪肉“卖个好价钱”而得到较充分的实惠，也有利于使市场机制更多地发挥调节作用。

　　第三，进一步推进“新农合”、“农村低保”、“农民基本养老”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减少农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威胁和养老、基本生活保障上的“后顾之忧”，这样也可以使他们的实际收入稳定和提升，进而敢于增加消费。
记者：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加强对农民创业的金融和财税支持，培育农民收入新的增长点。您认为这样的政策应该具体包括哪些？

　　贾康：农民创业的金融和财税支持，对于培育农民收入新的增长点，是十分重要的。农民的创业活动，大多属于分散的“草根创业”活动，相对应的金融为小额信贷，也可称为“草根金融”，其基本属性，可归于一类特种融资。从这方面的国际经验看，有孟加拉国的尤努斯“小额贷款银行”实践；在中国也有一些人士在这个领域作了积极探索；但就中国农村经济全局看，还未能出现相对稳定、成气候的模式。

　　在这种政策性金融创新中，需要探索和构建一种农户、金融机构和政府三方风险共担、增信提效的可持续机制。在实际工作中，与此相关的一系列矛盾还有待化解，但非常值得积极探索、开拓。从财政角度看，对农民创业主要的支持方式，一是项目贷款贴息这种直接支持，做好了，其融资放大效应是“四两拨千斤”式的；二是通过支持政策性信用担保机构间接发挥农民创业项目融资的支持作用，财政资金在此机制中也有与“贴息”机理相同的放大作用；三是对农村区域农民“离土不离乡”兴办的中小企业，应给予税收优惠扶助。

　　“家电、汽车下乡”操作宜适当差别化

　　记者：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进一步做好家电、汽车摩托车下乡工作”，请您评估前一段这两个“下乡”政策落实情况，还有什么好的建议？

　　贾康：在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下，我国宏观政策注重扩大内需，在调动农村消费潜力方面，推出了“家电下乡”补助和“汽车摩托车下乡”补助这两项重要的政策。从2009年的实施情况看，已取得了较好的成效，财政补贴资金以百亿元为数量级，带来了以千亿元为数量级的家电下乡销售额，既鼓励了农民购买家电、提高生活水平，又利用了我国已有的家电产能，助益“购销两旺”局面而扩大了内需。在一些地方，前段时间农民反映仍存在领取补贴手续繁琐等问题，但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补贴手续将明显便捷化，现在有些地方（如北京）已改为补贴款当场兑付，“一站式领取”；有些地方（如广东）已在试点由销售网点直接垫付的办法。至于汽车、摩托车这些机动车下乡的政策效应，向前看可能要比家电下乡更明显，农民增加机动车购买，不仅可以提高生活质量，而且往往同时改进了生产经营条件，增加了扩大生产加快致富的“设备”（交通工具），并且还与近年国家推进的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建设形成了更好的呼应、互动关系。建议有关部门在细致调查的基础上，及时总结经验，进一步改进、细化、完善这两个“下乡”的相关政策措施，各个地区的不同特点应充分考虑，所以在操作方案中应有适当的差别化、选择性的具体设计。

　　目前“家电下乡”、“汽车下乡”等政策已经在全国推广，因此在产品的宣传和促销方式上，可以总结经验合理运用价格战略和口碑营销相结合的方式，以此提高产品的信誉度。另外，由于一些企业售后服务不到位影响了农民的购买积极性，所以，企业进入农村市场应更多注意选择适合的产品，并提供满足农民需求的服务，如提供上门装配指导服务、产品使用培训、完善售后服务等，保证产品和服务真正适应农民的需要，提高农民消费欲望、调动购买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