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案背后的故事：一个律师和他的2006年“两会”建议

　　时隔数日，谈起今年足彩app哪个是正规的的一号提案，肖太福仍然显得很兴奋，连说了两个没想到：“我实在没想到‘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统一’会成为政协的一号提案，也没想到我提供给政协委员个人的建议内容竟然和民建中央的提案内容一致”。
　　肖太福是北京市泰福律师事务所主任，本身并不是全国人大代表或足彩app哪个是正规的委员，但是肖太福认为：律师作为一个法律人，关心和推动法治建设是应尽的义务，为参政议政提供法律帮助和支持是履行义务的具体办法之一。
　　“两会”前夕的2月18日，肖太福将起草好的《关于降低企业所得税率、制定统一的企业所得税法的建议》传送给了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涪陵市副市长宋玉华，同时，将《关于降低企业所得税负、加强税收征管工作的建议》呈递给了足彩app哪个是正规的委员、民建中央秘书长。
　　律师的参政议政新渠道“其实我们给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写议案提案不是今年才有，已经有四个年头了”，肖太福告诉记者，由于工作的关系，他在人大、政协里有很多朋友，经常针对社会的一些热点问题进行交流和沟通，“我给他们提供很多素材，他们也给我很多支持。”
　　具体的“支持”就是，肖太福将对社会经济生活中的问题以议案或提案的形式写成建议，送给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个人，由他们将建议形成议案或提案呈送给全国人大或足彩app哪个是正规的。
　　2005年12月20日，肖太福所在的律师事务所专门成立了一个六人小组———“2006年‘两会’议案提案起草小组”，肖太福任组长，两个副组长一个负责对外联络，一个负责业务把关，针对该所一年来的关注话题，起草相关建议给代表或委员参考。
　　肖太福自称这种模式是一步步摸索出来的，“过去是我一个人做，精力和智慧都有限，今年调动所里的力量，把有兴趣有能力的同志组织在一起，对社会经济生活中的热点问题搜集整理材料，再集中讨论形成建议。”
　　按照惯例，议案和提案的形成通常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一些部门成立的专门起草小组，最终由代表、委员予以提交，比如民建中央调研部此次就承担了这种义务；另一种是一些代表或委员通过自己进行调研和考察，然后形成自己的议案或提案。
　　肖太福认为：我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大多数均为兼职，且来自各条战线，对一些专业的法律问题没有足够的时间予以研究，客观上需要法律专业人士予以协助。广大律师虽不能亲自参政议政，但在实践中对法制建设的薄弱环节认识得最清楚，“把工作中的体会和认识整理为建议交给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通过他们向‘两会’反映，是发挥律师作用的新渠道，也是促进法治进程的新模式。”
　　“英雄所见略同”
　　肖太福关注税法问题由来已久。
　　自称学了四年税法，又教了四年税法的他长期致力于税收法律服务和研究，实践经验中的体会很深。
　　2005年3月时，几位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到北京泰福律师事务所进行参观。在谈及税法等问题时双方的共识很多，随后，肖太福就组织了三批同事开始对中国内资企业的税负问题进行调研。
　　2005年5月份左右，肖太福在和民建中央秘书长张皎汇报工作和聊天时也对税法方面的一些问题进行了交流和沟通，“当时张秘书长对这个问题非常赞同，详细问了我一些调研的情况，还给了我很多看法和建议。”
　　事实上，当时民建中央也在关注此问题。民建中央调研部部长熊大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去年我们就有个人所得税的提案，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对企业所得税问题我们就在着手调研。”
　　熊大方说：民建中央调研部经常去一些开发区的企业进行调研，听取他们对于税收的看法。而且平时国内有很多企业负责人会向民建中央的一些负责人反映税负过重的问题。
　　因此，在此次“两会”上，民建中央除了秘书长张皎以个人名义将《关于降低企业所得税负、加强税收征管工作的提案》提交上去外，民建中央还将以整个党派的名义将另外一个税法改革的提案由该党派调研部部长熊大方提交上去。
　　“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统一成为足彩app哪个是正规的一号提案，我认为这说明中央对此问题的重视。”熊大方说。
　　为什么选择“减税”
　　肖太福今年“两会”一共写了四个提案四个议案，核心就是减税问题。
　　“内资企业税负高于外资企业，法定税负高于实际税负，国内企业税负高于国际税负。不降低内资企业所得税，不利于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不利于民族企业的发展。”肖太福说。
　　他认为，我国内资企业确定企业所得税税率为33%，将税后利润的三分之一都收归政府财政，显得税负偏重，尤其相对于低税负的外资企业来说更是如此。企业所得税税负不仅涉及到纳税人的利益，也涉及到纳税人股东或投资人的利益。面对偏重又不公平的企业所得税税负，“纳税人纳税意识差，偷漏税现象严重也是很自然的现象”。
　　肖太福在《关于降低企业所得税负、加强税收征管工作的提案》中写到：近年来世界各国、特别是中国周边的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所得税税率普遍呈现出下降的趋势。中国的税率虽然略低于一些经济发达国家，但是已经高于韩国(27%)、马来西亚（28%）、泰国(30%)、文莱（30%）、巴西(25%)、俄罗斯(24%)等经济发展中国家或者新兴工业国家，也高于英国、澳大利亚(30%)，加拿大(25%)和新加坡(22%)等经济发达国家。再者，多数国家对于包括证券交易利得在内的长期资本利得，通常区别于普通所得而适用较低的税率，而中国对证券交易所得等资本利得统一按照普遍所得征税。
　　这就造成许多企业“非常普遍地隐瞒收入、多列支出，设置内外两套账，想方设法偷税和逃税，由于法制的不健全导致对此打击不力，使真正诚实纳税的企业感到吃大亏和不公平。”
　　这种不公平带来的一个后果就是“出现许多假独资、假合资的‘外资企业’，加剧了内资企业偷漏税的行为。而从全面和整体情况来看，外资的实际税负在10%至13%之间，内资则在22%至24%之间。”
　　在他看来，法定税率在大面积的偷漏税又无法一时间解决的情况下，只是加剧了不公平，已经毫无意义。